為什么上海與鶴崗的房價差額能有幾百上千萬？

為什么人們都涌向北上廣深發展，沒什么人愿意去西北、東北發展？

本篇是城市觀察系列。

城市價值

一個城市的價值，完全是以其優勢產業的容量決定的，當優勢產業衰落，自然而然會帶動城市就會衰退。

河北的省會換了好幾茬，保定作為省會的時候，石家莊是農村，正定還富饒一些，省會一切換，保定聞名全國的只剩下驢肉火燒。天津也是相同的邏輯，1949年前非常富庶，是全國工業重鎮，疊加港口優勢，外貿和工業雙重暴擊，工業體量占到了全國的15%以上。后期承接河北省會的功能，依然富甲天下，但拿掉運輸和工業的優勢后，目前在國內所有直轄市里排倒數第一，很多王牌地級市如深圳、蘇州縣城的gdp也早已超過了天津；

俗話說“生在揚州，死在柳州”，揚州靠鹽業發家，帶動多個產業并行，靠海產鹽成本極低，周邊水路四通八達，產出的鹽不用過夜就能運出去，鹽稅是明清時期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。到了現代，這個功能不再重要， 揚州跟周邊的蘇北城市如鎮江、泰安也沒有什么大差別。

宜賓、遵義也是不錯的地方，依靠拳頭產業發展，有自己的機場（蘇州都沒有）和依附于白酒行業的其他產業，但經濟形態單一，想要超過成都、貴陽這種省會城市，短期內希望不大。但深圳也不是省會，卻可以穩居全國前三，硬生生把老大哥廣州擠下去一名，原因也很簡單——科技帶動經濟發展，毗鄰香港，金融業和貿易亦有支持，這也是得天獨厚的經濟王牌。

上海是遠東第一城市，大部分是由于其完美的地理位置，疊加我國強勁的外貿——上海的港口是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，不受海岸線和內陸河道等地理因素等影響。如果其他國家想再建一個上海，光交通網的修建就是一筆天文數字，基本不可行。上海還有空港的加持，全世界都沒幾個城市有如此優勢。

上海港

上邊講的是大城市的優勢與劣勢，但不管如何，這些城市總是有一兩張王炸的，能撐起一個區域的大發展大繁榮。但縣城與他們不同，未來的前景比大城市差很多。

從經濟學角度看，大城市的確立和發展，都是經濟原因。而在古代，縣城的選址，一般選在土地肥沃、物產豐富、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方便國家收稅、清點人口，當時交通、通訊條件都特別差，只能通過驛馬傳訊，因此為了行政管理，成立“縣”規模的小型城市，是古代統治者為了方便統治的手段之一。歷史上的縣城，出了少數依附于大城市的之外，規模都不大，也沒有什么經濟任務，沒有大規模建設的“經濟動機”。

但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規模的不斷推動，縣城成了人口聚集的樞紐，相應的，房地產行業在縣城也有了快速發展。但目前的大部分縣城，沒有什么好的經濟產業，提供不了太多的高薪崗位，無法把10-20萬人口固定在本地，安居樂業?？h城的實質還是“消費”，年輕人去大城市打工，春節回鄉看看老婆孩子，順便把賺到的錢留下來。

這個模式本來挺好，但各個大城市為了“搶人”，放低了落戶的門檻，形成了一個個巨大的“抽水機”，吸引走了年輕人。年輕人都搬到了省城，剩下的老年人的消費能力也無法撐起縣城的經濟指數，這也是縣城經濟難以高速發展的原因。

區域經濟的利弊

縣城怎么才能發展好？大城市病如何緩解？

全國統籌一盤棋，其實是相當難處理的問題。人口在遷徙，但用地指標等資源是不跟著人走的——京滬深的用地指標不會因為外來人口增加而增加，還要根據規定確保農業用地等。同樣，地方上也并沒有說年輕人遷走了，土地指標就要有所變化，開發商為了業績的增長，仍然在縣城不斷造房子，這就造成了大城市好房子供應不足，房價上漲，而人口大量外流的縣城，有了房產去庫存壓力。

那么能不能土地指標跟著人走呢？土地指標攤到每個人頭上，小王從河北到了北京，北京的指標+1，滄州的指標-1，可以嗎？

只能說這個方法未來或許可以，現在不行。雖然這樣能解決土地指標的問題，但這樣把資源都抽取到了大城市，導致富者愈富、貧者愈貧，與我們經濟發展的總目標是相悖的。

這就是全國統籌發展、共同富裕的難處。

有些經濟學不及格的自媒體，總說房價漲的太快了，應該暴跌才合適，房子多價格應該就是建筑成本。

這是說胡話。其實考慮到m2的數據，全國房價整體是沒有大漲的——從2000年開始，m2差不多增長了十多倍，房價的增長也差不多是這個數據，可能分布不均，京滬深漲的多點，地方省會漲幅一般，小地方漲了3～5倍，農村房子沒漲價。

區域間的經濟差距，部分也是由房價的漲幅差距引起的。北京吃低保的貧困戶，沒有收入，但可能也是住在總價300萬的破平房里，他們也沒辦法賣了房子舉家遷徙。但這個價格如果置換成現金，在石家莊辦個企業是沒問題的。

房價還有土地制度和拆遷的影響，這點我們不展開講。為什么蕭山那么多拆遷妹？這也是造成區域差異的因素。

這么看來，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，對經濟整體的發展是不好的。但也不能這么講。

舉個例子，我小時候住的房子，是父母單位分的，家屬院整齊劃一，不管你是工人還是干部，只要能分到房子，都差不多，無非是職稱高的人房子大一點，普通工人小一點，吃的住的用的，也都是平均分配。但這種計劃模式下的分配其實效果并不好，那個年代的工廠效率，比改革開放以后南方的大部分工廠都低，因為沒有市場競爭，干多干少都一個樣，工人偷懶、摸魚、出次品……但手持“鐵飯碗”，工廠也沒辦法處理他們，只要按時上下班，提級、加工資、年底獎金一樣不差。

再加上工農業剪刀差，也對沖了一部分低效率，只是苦了農民兄弟。改革開放以后，允許區域之間開始競爭，誰干的好誰在經濟上的話語權就大，就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去做大做強，形成了良性循環，工農業的剪刀差也在逐漸變小，農民兄弟們也用上了各種現代化的產品，我們漂亮農村的生活條件，完全不輸歐美發達國家。這也是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”“全面脫貧”的意義所在。

把區域經濟的差異制定一個可容忍的范圍，適當鼓勵各地競爭，對經濟效率的提升有較多的好處。人類的本性就是貪婪和懶惰，假如一個人什么都不做，也能住在內環線的漂亮小區里，才是真正資源的錯配，這與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不符的。競爭才能帶來動力，有了動力才能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。

如何平衡區域發展差異與房價上漲，是未來經濟發展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，期待有聰明人能想出妥善的解決之道。